對于西方人而言，香港鼠疫無異于歐洲中世紀黑死病夢魘的再次降臨，其可怕程度往往被歐洲人視為來自“上帝的懲罰”，所以為了避免各自國家和殖民地感染鼠疫，很快作出反應，紛紛宣布各自通商口岸的港口檢疫規(guī)章和制度。

《辟瘟丹方》，《申報》1894年5月29日，上海書店影印版第47冊，第200頁。

本文摘自：澎湃新聞網，作者：姬凌輝，原題為：《請神vs用藥：中西醫(yī)抗擊1894年粵港鼠疫》

鼠疫、鼠疫桿菌與醫(yī)學專家

1894年3月，廣州城下起了綿綿細雨，人們一如既往地在城市內河中洗衣服、淘米、洗菜、洗涮馬桶，誰也沒有料想到這場雨竟然會斷斷續(xù)續(xù)地延續(xù)到7月，在此期間有很多老鼠莫名其妙地死亡，鼠尸膿腫糜爛，可是人們都忙著生計，怎么會在意幾只過街老鼠的死活呢，然而這卻預示著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即將降臨。

3月廣州城率先爆發(fā)鼠疫，粵語中常常稱鼠疫為“癢子”，時人也將其稱呼為“時疫”、“瘟疫”、“卵子癥”、“疙瘩瘟”、“標蛇”、“大頭天行癥”、“紅絲疔”、“瘍子瘡”等，英語為“plague”，日語時稱“苦列拉”。沒過多久，港英殖民政府便出于防疫考慮，指派調查員羅森醫(yī)生（Dr.Lowson,J.A）和亞歷山大·雷尼爾醫(yī)生（Alexander Rennie）前往廣州調查疫情。當雷尼爾看到如人間地獄般的廣州城時，憂心忡忡地寫道，“從1894年3月初到月底，在廣州城爆發(fā)了腹股溝腺鼠疫，打破了廣州健康狀況良好的局面。截至本報告寫作之時，此次傳染病已經蔓延到周邊城鎮(zhèn)和村莊，以及香港。”同年5月15日，《申報》頭版報道了香港鼠疫情況，“香港華人近得一病，時時身上發(fā)腫，不一日即斃，其病起于粵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約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

對于西方人而言，香港鼠疫無異于歐洲中世紀黑死病夢魘的再次降臨，其可怕程度往往被歐洲人視為來自“上帝的懲罰”，所以為了避免各自國家和殖民地感染鼠疫，很快作出反應，紛紛宣布各自通商口岸的港口檢疫規(guī)章和制度。1894年5月10日香港宣布成為疫區(qū)，但是實施港口檢疫制度并不等同于防疫，事實上，當時廣州和香港的中西醫(yī)對這場鼠疫都是同樣的無可奈何。

雷尼爾醫(yī)生在工作報告中寫道：“我們在很努力的探求之后，只好接受官方、醫(yī)學界和外行的資料，這些資料都顯示，雖然在廣州時時有各種傳染病流行，特別是在春天時。目前這個特殊的病此前從未見過。在此病開始爆發(fā)時，我們所接觸的本地醫(yī)師都表示對這個疾病一無所知。”在這種情況下，港英政府只好向其他國家求助，日本政府派遣了醫(yī)學博士青山胤通和北里柴三郎，他們于同年4月中旬由東京航海至香港考察疫癥情形。當他們6月13日抵達香港時，受到了香港衛(wèi)生局長羅森博士的熱烈歡迎，并且為他們在肯尼地醫(yī)院（Kennedy Town Hospital）安排了一間實驗室。不料二人兩星期之后也出現疑似癥狀，先后被送往“海之船”（Hygeia）調理，“青山存亡尚未可卜測，以寒暑表其熱氣，尚多至一百零五度，至北里之病情亦與相同。”青山胤通不幸死于鼠疫，青山之死給了北里柴三郎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最終他在顯微鏡下發(fā)現了鼠疫桿狀物，“蟲形纖小而長，首尾皆圓”，隨后他將調研報告公之于眾，深為各西醫(yī)推許，當年上海的《申報》進行了全文報道。

與此同時，法國則派遣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1836-1943）從河內到香港去調查鼠疫及其控制策略，目的是遏止它向越南東京灣蔓延。1894年6月15日，他和兩位助手到達香港，僅有一臺顯微鏡和消毒蒸鍋，實驗室也只是愛麗斯醫(y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內的一棟草房。樣本的獲取也很困難，他們在向總督申訴后，才被批準接觸病人和病理學的資料。在如此艱苦的情況下，耶爾森僅用五天就分離出首尾圓形、輕微著色的鼠疫桿菌。他們通過解剖鼠尸，證明了疫死的老鼠和人感染的是同一種細菌。由于發(fā)現這種關聯，他很快給鼠疫下了第一個科學的定義：“鼠疫是一種接觸傳染和可接種的疾病。很可能是老鼠構成主要的媒介”。他將這個發(fā)現寫成一篇論文發(fā)表，并對這個疾病提出詳細的治療方法。雖然北里一行人也發(fā)現了鼠疫桿狀物，但是耶爾森先人一步確定鼠疫和鼠疫桿菌的關系，故一般認為鼠疫桿菌的發(fā)現者是耶爾森，后世亦將鼠疫桿菌命名為鼠疫耶爾森氏桿菌（Yersinia pestis）。鼠疫與鼠疫桿菌之間的關系只是在耶爾森等人那里得到了較為準確的表達，但他們并沒有認識到跳蚤在人與鼠之間的媒介作用，這要等到1903年，李斯頓（W.Glen Liston）才在印度確切地指出跳蚤是這種疾病的病媒。

中醫(yī)與西醫(yī)，妙手難回春

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很明顯表現出兩套醫(yī)療系統(tǒng)的互相沖突。一方面是殖民地居民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與西方殖民者的公共衛(wèi)生觀念，以及港英政府強制推行的隔離與清潔措施之間的沖突。另一方面是中醫(yī)治疫與西醫(yī)治疫之間的競爭與調適，以及“用藥治疫”與“請神治疫”之間的互補。面對鼠疫，除了很多人逃災避疫外，仍有不少民眾會就地接受藥物治療。由于中醫(yī)和西醫(yī)本身對瘟疫的理解就不同，而且有各自的治疫傳統(tǒng)，因此“有信仰的病人”與“負責任的醫(yī)生”之間的故事也在此次鼠疫中上演。

清代中醫(yī)一般認為瘟疫是由四時不正之氣、六淫（風、寒、暑、濕、燥、火）、尸氣及其他穢濁熏蒸之氣而形成的疫氣所致。所謂四時不正之氣是指，“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之氣”，當時中醫(yī)認為此次鼠疫的發(fā)病原理是，“一言以括之曰濕熱之毒，人少陽，一經而已，蓋發(fā)于夏秋濕氣，令惹起蒸之，故此時蛇蟲□菌生，濕熱為毒之驗也。鼠居地中，先受濕熱，故鼠先病，少陽乃三焦與膽皆主相火，濕熱與火相合，故統(tǒng)觀此癥，熱毒最重，少陽主周身之膜膈，其經繞耳，行手膀膽與肝連，肝脈繞腠縫，故生癢子必在此三處，癢子者濕熱之毒凝聚痰血而成也，即疙瘩是矣。”

1894年鼠疫期間，坊間有一辟瘟古方頗為流傳，據稱該方能治時行痧疫、霍亂、轉筋、吐瀉、絞腸、腹痛諸痧及急暴惡癥，“凡夏秋感癥服之，無不應手立效”，申報館還將其登報推廣，配方包括犀黃、大棗、麻黃、細辛、當門子、雌黃、莪術、水安息、白芷、琥珀、檳榔、川烏、冰片、胡椒、黃柏、桂心、茅術、蜈蚣、升麻、香附、白芍、蒲黃、丹參、桃仁霜、毛菇、天麻、凈辰沙、大黃、玳瑁、柴胡、元精石、石葛浦、紫菀、莞花、四腳蛇等七十五味藥。此方是一外科處方，可治瘡癰、痰核、瘰疬一類疾病，一般制成丸藥服，搗碎也可以外用，有清熱解毒、化痰散結、活血化瘀的作用。單從75味藥材來看，像大黃這類的虎狼之藥，劑量不可謂不重。另又有蜈蚣、蜥蜴等劇毒藥物，取以毒攻毒之意，故藥性猛烈，專治療重疾，使用宜慎重，且這類古方古書中有很多，充其量是一個民間驗方。至于方藥調配修合時，要求擇黃道吉日虔誠齋戒，避見婦女、孝服人、僧道、女尼，念大悲神咒，這體現了古人對炮制中藥時的態(tài)度要求非常高，古人認為各種神秘儀式的加入似乎可以強化藥效。

19世紀中期的華人普遍認為自己與外國人有不同的身體構造，比如華人對醫(yī)船所用的西法調理就很有意見，他們擔心，“恐以西藥治華病，臟腑各有不同，一旦病亡，首邱莫正，死者含冤，生者抱恨”。雖然此時乙醚（ether）和氯仿（chloroform）已應用到外科手術中，但對感染的不加防范影響了手術的成功率，而極少使用外科手術的華人發(fā)現中醫(yī)的保守調理方法還不至于讓患者因感染而死亡。因此華人患病時更愿意接受中醫(yī)藥的治療，他們當時對西方療治方法還很難接受。

雷尼爾醫(yī)生認為，“防治鼠疫的首要措施就是實行輪船和海港檢疫條例，還要對可能攜帶有疫病的廢棄物進行檢疫”。他把防治的重點鎖定在那些貧窮、擁擠和污穢不堪的華人房屋，認為“這種污穢的房屋及其地下是病毒的發(fā)源地”，十分強調環(huán)境與鼠疫的關系，由此可看出雷尼爾也深受19世紀“查德威克式公共衛(wèi)生”的影響。事實上，中國人似乎也意識到老鼠是“疫氣”的傳播者，“廣東省部分官員采取措施收集所有死亡的老鼠，每抓到一只老鼠給十錢，直到5月8日，據說以這種方式共收集了22000只老鼠”。至于西醫(yī)對中醫(yī)丹方的態(tài)度以及此時西醫(yī)治療鼠疫的方法，則可從雷尼爾的醫(yī)學報告中清晰地看到。

在雷尼爾認為華醫(yī)根據癥狀，主張祛熱，但很多時候求助所謂的秘方，下面譯介一個當時較常見的配方：

紫檀，1.5豆蔻；檳榔，3分；野菊花，3豆蔻；黃芩，1.5豆蔻；蒲公英，1.5豆蔻；四川的大黃，1.5豆蔻；甘草，2豆蔻。

具體服用方法是，首先將以上藥材混合煮沸成液體，然后喝掉，最后用研成粉末的野菊花的葉子擦拭身體。

此外，雷尼爾還介紹了一個當時廣為流傳的西藥配方：首先將一茶杯的海水添加2分的生石灰，并特別強調生石灰必須是從石頭里煉出來的，來自其他途徑的則不適用。然后將其振蕩并過濾后，添加0.125兩的甘汞，最后用這種藥水擦拭身上的腫脹部分。當病人病危時，就在溫暖的海水中溶解一劑量的碘化鉀，并且讓病人立即喝掉。

以上所列中醫(yī)藥方很明顯主要用于清熱解毒，強調內服外用，表里同治。而西藥配方主要是生石灰、甘汞、碘化鉀三種物質組成。生石灰與海水調配成石灰水，可起到消毒殺菌的作用，而碘化鉀對皮膚壞死組織起到溶解作用。但是甘汞（氯化亞汞）是重金屬，毒性很強，對人體損害很大，但歐洲人經常用汞治療各種疾病，這種用汞治病的傳統(tǒng)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二者對比，不難發(fā)現中醫(yī)藥方藥性舒緩，西醫(yī)藥方藥性猛烈，毒性也很強。雷尼爾不得不承認，“無論是中醫(yī)秘方還是西醫(yī)藥水，也不管醫(yī)生是庸醫(yī)還是良醫(yī)，幾乎所有常見的藥品對于治療鼠疫都是無效的”，同等情況下，有信仰的華人更愿意接受負責的華醫(yī)，而不是陌生的西醫(yī)。雖然此時鼠疫桿菌已被發(fā)現，但作為發(fā)現者之一的細菌學家北里也表示沒有特效藥能夠治療鼠疫，只能從個人及公共衛(wèi)生方面努力。

請“洪圣大王”來驅疫

當藥物治療不能見效時，尋醫(yī)問藥已經無濟于事，很多人開始求助于神靈的庇佑，人們不分晝夜地抬神巡街，沿路施放鞭炮希望能驅走惡魔，官方也禁止殺豬。他們通過“年中度歲”的方式，將農歷四月初一日作為新年，從而使瘟神混淆年月，使致命的一年早些結束。龍舟被認為能夠驅趕瘟神，人們劃槳穿行于整個城市。關于“請神治疫”的報道屢見報端，此年“請神治疫”的儀式可謂五花八門，有“入廟驅鬼”、“羽士超度亡魂”、“洪圣各神游街”、“年中度歲”、“城隍設壇打醮祈禳”、“舞獅迎神”、“觀音巡游”、“關圣巡游”等等。“洪圣”是提到最多的神仙，“關圣”和“觀音”次之，因其為地方神，故信眾頗多。這種舁神巡游的做法也稱為“賽會”，其儀仗陣容大概為“前導金鼓二，即大鑼也，而銜牌、繖、扇、旗、紅帽、黑帽、香亭及陳設各物之亭繼之，中雜以樂隊、騎隊。神輿將至，則先之以提鑪，而僧道及善男信女則隨于后，有系鐵錬于手足者，有服赭衣而背插斬條者，有裸上體而懸香鑪于臂者，皆先期許愿，至是還愿之人也”。除舁神巡游之外，建醮祈禳也是每逢天災人禍時經常舉行的儀式，這在廣東省各府州縣十分普遍，以至于引來時人的批評。

以上諸種儀式在雷尼爾眼中是地地道道的“迷信”，也有時人批評道，“愚夫愚婦喜佞神鬼，每當無可如何之際，輒信巫覡之談，延請僧道誦經、禮懺或更張皇耳目，賽會迎神，不惜以有用之貲財，擲之于無益之地”。如果拋棄進化論思維邏輯，單從心理角度分析，這些極具現場感和神秘感的儀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們對瘟疫的恐慌情緒，“其實精神作用，神與會合，自爾通靈，無足奇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持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實有宣滯導郁，及群以為興商業(yè)、保公安之原理，非是而將有大群將渙之憂”。

總之，非正常事件往往最能檢驗人們常態(tài)下的行為方式和觀念。當時，在港西人均認為此年鼠疫是中世紀黑死病的起死回生。為此，港英政府不得不邀請國際細菌學專家北里柴三郎和耶爾森前往香港驗查。經過二氏研究表明，此次瘟疫的病原體是鼠疫桿菌，可以初步斷定跳蚤可能是這種傳染病的病媒，這在當時是轟動世界的發(fā)現，改變了自中世紀以來一貫認為鼠疫是“上帝帶給人類的懲罰”的宗教迷信認識，科學研究消解了鼠疫的神秘感，也改變了時人對瘟疫發(fā)生原因的認知。在當時香港和廣東有限的醫(yī)療條件下，中西醫(yī)雖然使出渾身解數，仍然不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和病情，這反映出細菌學說形成初期尚未能徹底改變當時的醫(yī)療技術的現實狀況，這也就給傳統(tǒng)驅瘟治疫的手段留下了可供施展的空間，所以才會呈現出如此這般的“日常”與“狂歡”。